介为元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号醉樵，尝大集诸名士赋《醉樵歌》。”这种风尚到明代愈演愈烈。在《明史. 文苑传》中记述杨维祯与文士的聚会说:“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履无虚日。酒酣以往，笔墨横飞。

或戴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词，自倚凤琶和之，宾客皆蹁迁起舞，以为神仙中人。”又如明初吴中的北郭社以高启为中心，在他《送唐处敬序》中说:“余以无事，朝夕诸君间，或辩理诘义以资其学，或赓歌酬诗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湮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虽遭丧乱之方殷，处隐约之既久，而优游怡愉，莫不自得也。”(24) 陈去病在《五石脂》中记述复社的虎丘大会时说:“闻复社大集时，四方士子之拿舟相赴者，动以千计，

山塘上下，途为之塞。迨经散会，社中眉目，往往招邀俊侣，经过赵李，或泛扁舟，张乐欢饮。则野芳滨外，斟酌桥边，酒樽花气，月色波光，相为掩映，倚栏聘望，俨然骊龙出水晶宫中，吞吐照乘之珠。而飞琼王乔，吹瑶笙，击云，凭凌云以下集也。”顾玉停在《无益之谈》中历数酒中豪杰的名单:“长洲顾嗣立侠君，号酒王；武进庄楷书田，号酒相；泰州缪沅湘芷，号酒将；扬州方觐觐文无须，号酒后；太仓曹仪亮俦，年最少，号酒孩儿。此外，吴县吴士玉荆山，侯郑任钥鱼门，惠安林之浚象湖，金坛王澍箬林，常熟蒋涟檀人、蒋洄恺思，汉阳孙兰远亭，皆不严于将相。每会则耗酒数瓮，然既醉则欢哗沸腾，杯盘狼藉。”南园诗社的孙仲衍写有《南园歌》云:“昔在越江曲，南园抗风轩，群英结诗社，尽是词林仙，……沧州之盟谁最雄，王郎独有谪仙风。狂歌放浪玉壶缺，剧饮淋漓宫锦红。”

像这样狂歌放浪，剧饮淋漓的聚会在明代成为文人的时尚，这与主静、节欲的理学大相径庭。明代文人集团的发达与文人这种放纵的生活方式有直接的关系。士大夫大都风流自赏，标榜名士清客的作风，借以文会友之便，啸聚同类，舞文弄墨，品诗论画，此唱彼和，自得其乐。此种生活偏于激情和文艺，结社也以文事居多。不论是诗文性、学术性还是政治性的社团，往往寄情于诗酒，或以宴饮为游乐，一醉方休。如无锡莲花酒社的主持人黄瑜“字公白，号葵轩，天顺六年乡举，端方雅正有器识，博通经史，三上春官不第，遂优游林泉，与知交结莲花酒社。或劝之仕，曰: 吾岂为五斗米折腰者? ”(25) 南京的复社“崇祯乙卯( 公元1639 )，金陵解试，先生次尾举国门产业之社，大略揭中人也。昆山张尔公、归德侯朝宗、宛上梅朗三、芜湖沈昆铜、如皋冒辟疆及余数人，无日不连舆接席，酒酣耳热，多咀嚼大成，以为笑乐。”(26) 宴饮不仅是品尝，还是人生感遇的寄托，人际交往的增稠剂。因此在文人的眼中，讲究吃喝不再是俗事，也是风雅之举。这种生活态度促使许多文人钟情于以酒会友，以食联谊，吃会、酒社遍布大江南北。张岱的祖父张汝霖在杭州组织“饮食社”罗致各种美味佳肴进行品尝和研究， 写成《饕史》，张岱编篡各种食谱，总结历代烹饪经验，修订《饕史》而成《老饕集》。他主持的“蟹会”专论蟹的美味“真如天厨仙供”(27)。

由此可见，明代文人以食联谊的活动和对美食的倾心，增强了社团的凝聚力量，也促进了饮食著述的昌盛和饮食思想的发展。

三、饮食伦理中的人文关怀扩大反对“虐生”

在明代追逐享受和讲究吃喝的风气中，也有一股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不择手段虐待动物的现象，明代笔记中记载:“昔有一人，善制鹅掌。每豢养肥鹅将杀，先熬沸油一盂，投以鹅足，鹅痛欲绝，则纵之池中，任其跳跃。已而复擒复纵，炮瀹如初。若是者数回，则其为掌也，丰美甘甜，厚可经寸，是食中异品也。”(28) 猴脑的吃法更残忍，在食客围坐的大圆桌中间留个洞套住猴头，用铁榔头活生生地敲开猴子的脑壳，生啖脑浆，猴子在人们大快朵颐中慢慢死去；炙甲鱼如同炮烙刑，把甲鱼头套在炙烤器的上端，让甲鱼身在锅里烟薰火燎，甲鱼受不住灼热的熬煎，张嘴喘息，厨师趁机灌进油盐酱醋，让作料浸透全身。一些仁爱之士痛斥这种“虐生”现象说:“惨者斯言，予不愿听之矣! 物不幸而为人所畜，食人之食，死人之事。偿之以死亦足矣，奈何未死之先，又加若是之惨刑乎? 二掌虽美，入口即消，其受痛楚之时，则百倍于此者。以生物多时之痛楚，易我片刻之甘甜，忍人不为，况稍具婆心者乎?”(29) 反对虐生的人并非都是素食主义者，荤食者是以动物的制成品为食物，也是杀生者，怎样看待杀生者反对虐生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 难得可贵的是晚明一代的文人学士用生态意识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解释，在这方面李渔不愧以美食大师之才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在《闲情偶寄》中以食鱼为例说:“鱼之为种也似粟，千斯仓而万斯箱，皆于一腹焉寄之。苟无沙汰之人，则此千斯仓万斯箱者生生不已，又变为恒河沙数。至恒河沙数之一变再变，以至千百变，竟无一物可以喻之，不几充塞江河而为陆地，舟楫之往来能无恙乎? 故渔人之取鱼虾，与樵人之伐草木，皆取所当取，伐所不得不伐者也。我辈食鱼虾之罪，较食他物为轻。兹为约法数章，虽难比乎祥刑，亦稍差于酷吏。”按现代生物学理论来看，在生物繁殖之中有所谓“群体选择”一说，局部的牺牲往往获得种群的繁衍。捕食鱼虾满足了人类的口腹之欲，却也有助于种群的平衡，正如剪枝伐木，是为了伐其不得不伐者，使草木长得更健壮。家养的鸡鸭鹅猪牛羊成为人们食用不尽的食物之源，正因为人们把它们驯养成家畜，远比野生的具有更多的种群和庞大得难以估计数量。人类和动物都置身在大自然的生物链中，环环相扣，环环相生。动物有生命，也有刺心之痛，怎样在这生物链中代谢，而又不受到虐待，李渔并没有现代科学知识，但传统的仁爱之心使他从反对“虐生”进而朦胧的意识到生态平衡的问题。

反对“虐生”的直接效果是促进了明代人的素食风气，素菜在明代形成独立的体系，某些仿荤菜的素菜所谓“托荤”做得非常精致。《金瓶梅》中记述玉皇庙托荤“烧骨朵”几乎以假乱真，使得吃斋的杨姑娘不敢动筷，引得众人发笑，可见素菜荤做的高超技巧。素菜在中华饮食文化中独树一帜，主要是得力于佛教戒杀生之教和道教的食素主张，尤其是佛教徒的茹素和寺庙擅长烹制全素菜肴，使得素菜大放异采。明代人倡导口味的清淡与对饮食的人文关怀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反对“虐生”的提出，表明饮食伦理中的人文关怀已经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和动物的关系，在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中满足口腹之欲，这是明代饮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思想之一，也是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反映。